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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时健说:直到2002年我才醒悟,原来是惹了那个根本得罪不起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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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时健说:直到2002年我才醒悟,原来是惹了那个根本得罪不起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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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,玉溪,一个普通的黄昏。

太阳从哀牢山脉沉下去,余晖把整片山野染成暗红色。

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蹲在荒坡上,手里攥着一把刚从泥石流废墟里抠出来的红土。

他捏了捏,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很久。

那是2002年春天。

他已经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“鸟不拉屎”的荒山上,待了快一整年。

果树苗刚栽下,叶子蔫蔫的,不知道能不能活。

但老人的眼睛很亮。

他在想事情。

不是在想着怎么活下去,而是想了整整十年,才想通的一件事。

他想通的这件事,得从很远的地方讲起。

1958年,云南边境,元江红光农场。

一个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年轻人,正弯腰在山坡上挖红薯。

烈日当头,汗珠子砸在干裂的红土地上,瞬间就被蒸发。

他低着头,一言不发,锄头一下一下地往下挖。

这个人,是褚时健。

那一年,他29岁。

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,当过玉溪地区行署的人事科长。

在那个年代,是个有点体面的职位。

但体面没用,一夜之间说倒就倒。

他被下放到农场改造,什么农活都干。

种地,榨糖,酿酒。

别人干活是应付,他是真干。

他把榨糖的每一个环节都琢磨透了,出糖率比老农还高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,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,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。

这种性格,后来成就了他,也几乎毁了他。

在农场里苦熬了二十多年,从青年熬到了中年。

日子过得像钝刀子割肉,但他挺过来了。

1979年,他被平反。

组织上问他,你想去哪。

他有两个选择。

一个是玉溪卷烟厂,一个是玉溪地区的政府机关。

机关稳定,坐在办公室里,旱涝保收。

烟厂是个烂摊子,谁都不想去。

他选了烟厂。

玉溪卷烟厂,1979年是个什么光景。

厂房破旧,设备老化,工人懒散。

厂区的路上,到处是散落的烟丝和烟纸。

车间里,没人在意质量,残次品堆得到处都是。

全厂年税利,不到一个亿。

跟他后来创造的帝国相比,这个起点寒酸得让人想哭。

但褚时健没想那么多。

他来了,就开始干活。

他一个人,没有带任何亲信。

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,在厂区里转。

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,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问。

工人不认识他,以为是上面来检查的。

他不管,就蹲在机器边上,看烟叶怎么切丝,烟丝怎么卷制。

他发现问题太多了。

烟叶收来,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,好坏混在一起。

设备,用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古董,故障率极高。

生产出来的烟,有的好抽,有的辣嗓子,没个准数。

他开始动手改。

第一件事,是引进设备。

那时候中国还很穷,外汇紧缺,进口设备是大事。

他四处跑,跟上面要政策,跟银行磨贷款。

最终,从英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卷烟机。

机器到了,他又蹲在车间里,看英国人怎么安装调试。

每一个零件,每一道参数,他都记在心里。

他要求工人,必须把新设备用到极致。

保养要到位,操作要规范,一点马虎都不行。

在厂里,他定下的规矩,比部队还严。

第二件事,是抓烟叶。

他深知,好烟是种出来的,不是卷出来的。

玉溪的土壤、气候,非常适合种烟叶,但农民种烟的方法太原始。

他直接跑到田间地头,跟烟农一起研究怎么育苗,怎么施肥,怎么采收。

他把美国的烤烟技术手册,一个字一个字地啃,然后翻译成农民能听懂的话。

他要求烟叶种植,必须标准化。

什么时候移栽,株距行距多大,什么时候打顶抹杈,全部定成规矩。

谁不按规矩来,烟叶收上来,他拒收。

一开始,农民不理解,觉得这个老头太轴。

等烟叶质量上去了,价钱跟着上去了,大家才服气。

第三件事,是立规矩。

在那个年代,烟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,也是权力寻租的高发区。

玉溪卷烟厂,很快就从一个烂摊子,变成了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。

到九十年代初,红塔山成了中国最硬的牌子。

一包红塔山,是身份的象征。

求购的人,从全国各地涌向玉溪这个小城。

烟厂招待所里,住满了操着各种口音的经销商。

很多人拿着条子来,都是各级领导批的。

要烟。

只要把烟出厂的门票拿到手,转手就是成倍的利润。

在那个物资还相对匮乏的年代,手握批烟权,就等于坐在了一座金山上。

褚时健做了一个决定。

这个决定,在当时看来,是铁面无私,是清廉自守。

他规定,整个红塔集团,只有他一个人有批烟的权力。

所有的条子,都要汇到他这里来。

符合条件的,他批。

不符合条件的,哪怕条子来自再大的领导,他也拒。

他的保险柜里,攒了厚厚一摞被他拒绝的条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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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张条子后面,都站着一个人,一个家庭,一个权力网络。

他觉得自己按规矩办事,问心无愧。

他没想过,这些被他挡在门外的人,心里是怎么想的。

那几年,红塔集团成了印钞机。

1994年,褚时健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。

跟他一起入选的,都是当时最耀眼的改革明星。

他站在领奖台上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意气风发。

那一年,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被评估为三百多亿。

他一个人,撑起了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。

但属于他的个人薪酬,一年只有几万块钱。

十八年,他在这个位置上,总共拿到手的工资,拢共八十多万。

他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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